编者按：“九·一三”事件发生五天后，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开始肃清军内林彪影响，军队系统从军委办事组到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涉案者几十万，直到1981年夏，仍有上千人在等待“两案”结论，其中省军职以上干部上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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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发出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他们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林彪事件”后，首先被抓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先后被隔离审查。而职位最高，陷得最深的应该是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所谓的“四大金刚”。这几位前四野的高级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彪，林副一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停职反省”。
1971年12月21日，中央在发出的中发［1971］77号文件中认为“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1971年1月24日就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又给划到林彪集团里了。这份文件中还认为“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中央文件中指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猖狂“向党发动进攻”，被定为林彪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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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成都军区的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共6人，他们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文件中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文件里说“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2年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文件中点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这份文件中还指出“林彪死党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这份中央文件把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也划入“林彪死党”的范围，是因为周赤萍写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在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央认定周赤萍是为了配合林彪。
配资炒股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出“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被隔离审查。
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 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被免职。文件中还认为新疆革委会付主任、空九军政委“李全春同志是上了贼船，陷的更深。”
1972年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贵州省的中发［1972］38号文件：“在以毛 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被下放劳动。
1972年11月4日，中发［1972］42号文件下发，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王新被指责为“林彪死党”。
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省的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样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长包玉清，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先后被审查。
1973年2月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韦祖珍因为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离职接受审查。
1973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湖南省的中发［1973］12号文件下发，讲的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问题”，认定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
除以上提到的人外，因为“九·一三事件”，还有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打倒或者被批判，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丁先国，陈庞、严俊、总后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韦统泰，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43军127师政委关广烈。
空军在这次清冼中涉及到的人最多，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副参谋长白云、何振亚，朱虚之，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军第十二军军长解耀宗，空军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南空司令员刘懋功，空4军军长郑长华，胡林信（时任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时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解长林（时任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时任福空副政委）、张永亮（时任空3军政委）、姬应伍（时任空4军第二政委）、冯健（时任空5军第二政委）、马运河（时任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时任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云山（时任空5军参谋长）、吉世堂（时任空6军军长）、司中峰（时任空6军政委）、沈科（时任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时任空 12军副军长）、马进修（时任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时任昆指主任）等人都被隔离审查或撤职，有些曾被认定有罪，后免于起诉或不予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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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34师有四个飞行团，三个机场（西郊、南苑、沙河），共七个团级单位加一个师部，有2000余名干部。任世信（南苑场站政治处主任）说：“‘九一三’事件后，团以上干部都在家里待命，交代问题，一个一个过关。”师里副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全部遭到处理，重则被关押10多年，轻者关押若干年转业。孟献斌（空34师干部科科长）说：“师里副团以上干部全部转业。本来还准备派一批飞行员去美国学习，也不了了之。”
1971年8月中旬，44岁的时念堂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指示，运送中央歌舞团出访欧洲各国。9月6日8点30分，他率包括民航在内的三架伊尔18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9月9日14点40分返回北京。他哪里想到这是最后一次飞行。9月12日晚，时念堂被吴法宪叫到候机室，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总政工作组在时，他还是被依靠对象，正常工作了一个多月。
10月，有人纠集101团、203团13名飞行员给毛泽东写信，说专机师有右倾情绪，捂（师长）盖子不让揭。江青用蓝铅笔批“毛主席阅”，毛泽东用红铅笔批：“德生处，你们看一看。”李德生立即叫李学清（“九一三”后空34师副政委）跑步前来，痛批一顿。10月28日，空军指令李学清陪时念堂到空军谈话。时念堂对李学清说：“我恐怕回不来，我家属胆子小，请你保护。”时念堂被送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从此被关押，并两次被押到师里批斗。
总政工作组一分为四，进驻空34师师部和南苑、西郊、沙河机场，这次声势浩大，群众有揭发就办学习班，谁敢包庇？到年底更多的干部被办了学习班。
马兰藻（空34师政委）由副政委提升政委才几个月，也没有被保住。他是三八式干部，资格老，但在以飞行为主的专机师没有地位。有人说他跟胡萍比较紧，是“救火队长”；也有人替他说好话：老糊涂啦。1972年8月马兰藻被免职，给了处分，后又撤销。
曹庆章（空34师副师长）分管专机，9月20日他被隔离，是继胡萍之后师里第二个被关押的干部。曹庆章是陕北人，每天埋头苦干。他只知道林彪要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国庆。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事情，但还是被收进空军学院学习班。批斗大会帽子满天飞，不允许他说一句话。曹庆章吓坏了，在厕所切手腕自杀。地上流了很大一摊血，他昏倒在地，被抬了出来。以后曹庆章被转到南苑学习班，“轻犯”可以自己去吃饭，而他是“重犯”，只能“坐享其成”。
副师长王进忠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被停职停飞，以后做地面工作，很早就离休了。
张子甲（空34师副师长）没给处分，靠边站半年多，被安排在南苑劳动，与空司某干部同住平房。过春节盛岳献去看他，张子甲掉了眼泪，表示不愿意在那里。盛岳献回来向师长、政委汇报，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当时空34师旁边正建空军干休所，让张子甲病退进去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王焕今（空34师副师长）、陈锦忠（100团团长）等人正在苏联接收新飞机。王焕今是周宇驰的直升机飞行教员，如果他在国内，就轮不到陈士印上3685直升机了。中央专案组搞不清王焕今是否陷进去，将他提前召回国内，连家也没让回，送到招待所揭发、交待问题。王焕今1947年16岁在哈尔滨参军，分配到38军野战医院，随四野转战大半个中国，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後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习飞行，1953年毕业。1955年他带两个直升机组调入空34师，成为直升机专家。1974年7月，王焕今结束劳改，停飞分配到空军二航校担任副参谋长。不久他接到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第十次路线斗争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行政降一级。”
龙振泉（空34师参谋长）被收审半年多，1972年6月被释放，转业到安徽大别山林场任副场长。
刘万祺（空13师副参谋长、原空34师副参谋长）和王洪智（空13师师长）关在一个学习班，三个“警卫”日夜监视。
胡国光（空34师训练科长）说：师机关干部几乎都换了，只剩下他一人。前任训练科长刘锐因出身不好，吓出了精神病。张振民（师领航科长）、于学太（师管理科长）、王冬至（师保卫科长）、郭兆恒（师政治部副主任）、陈华芳（师宣传科干事）等都被办了学习班或受到审查。师政治部组织科、干部科、保卫科的干部全换了。刘福柱（师修理厂厂长）因安放电影架子也受到审查，场站有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战士曾被叫到毛家湾帮工，也被审查一番。
9月12日早上，师作战值班室值班员蔡长松（作战科参谋）接刘树明（作战科参谋）的班，9月13日他交了一上午的班也没有交清楚。仅一天之差，刘树明成为审查者，而蔡长松成为被审查者。蔡长松原是领航科标图员，是胡萍把他调到作战科的，他妻子陈宝珍（301医院高干科护士）也是胡萍介绍的，这让他更说不清楚了。
吴鉴清（空34师工程部副部长）技术好，和胡萍一个机组，成为重点怀疑对象，说他是胡萍的红人。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前回到西郊机场？吴鉴清说不出来。梁玉成（100团机务主任）9月12日路过机场，看见有人守卫林彪专机，他好心让他们回去，他来守卫。结果他被关进学习班，以後转业。吴鉴清回来後也想去看一看正在改装的林彪专机，转念一想上班再说吧。他父亲是右派，所以他谨慎惯了，否则那处理肯定比梁玉成要厉害得多。专案组没有抓到吴鉴清什么事，但仍让他靠边站，马拉松般地审查四年。有一天，杨扶真（“九一三”後空34师师长）对他说，你还得抓机务工作啊。他这才算官复原职。
沈宝发（林彪专机地勤机械师）以前谈了十几个女朋友都吹了，因为他太忙，“九一三”前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365天每天都是专机任务。1971年6月26日，沈宝发终于领了结婚证，结婚前一天他从254调到256三叉戟飞机上，不放他回家。沈宝发拍了桌子，才给了7天婚假。结婚第6天，他就被电报招回。256被确定为一号专机，它本是一架旧飞机，7月2日郝彦述（100团三大队政委）正式通知沈宝发负责。下了死命令，不能有任何问题。之後三个多月，沈宝发一直在改装，地毯式扫雷般过了一遍，包括发动机，换的东西太多了，从库房、别的飞机上拿最好的换。先说一个月，後又说两个月改装完毕。沈宝发根本没有家的概念，饭都在飞机上吃。夜里10点停水，他只能两手油污睡觉。改装快到两个月时，告诉他最近要用。地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飞机摔了，首先问罪机械师。沈宝发心事重，一直失眠。他根本不知道他维护的256去了山海关，更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九一三”事件後他被关到空军学院游泳池，上边没顶，床板放在地上，“邻居”是陈晋忠。他的性格不允许说半点假话，结果说他态度不好，叫他老实交代。拿沈宝发的话说，那是想象不到的审查，（审查者）不是国家是小人。20天后，宣布256坠毁与他无关，但还是审查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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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午，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李德生正准备在京西宾馆午睡，电话响了。军委一号台告诉他，鲁珉有急事找首长。李德生有些奇怪，他到空军两天了，一直没有见到这位作战部长，他来干什么呢？鲁珉一进门就放声大哭，说他“犯了滔天大罪，杀头之罪，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李德生听後非常吃惊。鲁珉说他为了逃避，在武杠桥（鲁珉妻子、空司门诊部医生）帮助下，用盐水擦红眼睛，当晚急诊住进了空军总医院。鲁珉是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曾击落敌机5架。1956年6月23日凌晨，他在上饶附近击落入侵蒋军RB-17侦察机1架，首创我军在夜间无光空域击落敌机的作战记录，获国防部通令嘉奖。周恩来对李德生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李德生让鲁珉留下，不派专人看管，允许他和妻子、孩子同住，自由活动。
9月14日14点，谢恒玉（北京军区保卫部警卫科副科长）正在司令部保卫科参加会议，接到龚杰（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电话，叫他立即带一个干事到司令部招待所85楼，准备一个监房，先把人看起来，不要出事。谢恒玉不到10分钟就收拾好了，进来一个“蓝裤子”。85楼是高干楼，安排鲁珉住进去，既是措手不及，又体现一种“优待”。鲁珉无人看管，春天可以到外面种萝卜。
鲁珉提到江腾蛟（空政党委书记、原南空政委）。9月14日下午，李德生派秘书去接江腾蛟，交代一定要把他带过来。江腾蛟住在北京灯市口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内，路上江腾蛟问：“李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啊，要谈点什么？”他走进空军办公楼党委会议室时满头是汗，听到李德生说林彪飞机摔下来了，脸色陡变。当晚江腾蛟被送到亚疗，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坐立不安。江腾蛟是第一个关进亚疗的，谢恒玉奇怪，怎么又来一个“蓝裤子”？他派了4名战士守卫，夜里不关灯。李燕平（江腾蛟妻子）也被收审。她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送湖北红安县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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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突然涌现出的大批“犯人”，关到哪里？李德生让北京军区想办法，仓促之中北京军区大院南边二三里的亚疗成了监狱。9月14日快16点了，龚杰又来电话，叫谢恒玉到亚疗开几个房间，安排在一楼吧。
亚疗全称是“国际学生联合会亚洲学生疗养院”，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路，据说是周恩来选定的院址。1951年2月21日奠基，1954年11月25日开院。文革开始亚疗移交北京军区，1971年成为北京军区司令部第四招待所。它本是封闭式大院，没有围墙的地方拉上铁丝网，门口新设两座岗亭。院子漆黑，谢恒玉安排电工装路灯，服务员打扫房间。以後买了四五十支手电筒，还有饭盒，弄了个2513信箱，第二天报纸就送到这个邮箱里了。谢恒玉还专门去秦城参观，学习管理方法，犯人都隐去姓名，叫房间号。
亚疗没有秦城监狱的几重大铁门，所以每个“犯人”门口都有看守24小时监视。案情由中央专案组统一管理，北京军区只是负责警卫，并不知道看守的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案情。後来揭发材料多了，缺一个管材料的保密员，审查非常严格，最後经陈先瑞（北京军区政委）批准，把秦庆生（北京军区司令部保密室保密员）抽来，只管收文字材料，上交专案组。
军委办事组的“犯人”陆续来了，两三个人安排一间房子，由总政保卫队看管。一块吃饭，开了一个中灶，每天交一块钱。这时谢恒玉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以为是飞机出事，龚杰猜可能还大。警卫本想只调一个排，陈政委让调一个连。看守从北京军区最近的部队通信团抽调四五十人，由参谋长带队。开始只有四五个“女犯”，谢恒玉从通信总站要了8个女兵，以後看管“女犯”的看守不够，又从各医院抽调了十四五个护士。除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吴办主任）关在空军学院外，项辉方（黄永胜妻子、总参办公室主任）、董其采（李作鹏妻子、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胡敏（邱会作妻子、总後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都关进来了。胡敏被编为第6号，她关押亚疗7年，经常吃不饱。因规定不能剩饭，要了饭吃不下也要强塞，这样就只能少要，吃不饱只好喝开水充饥。规定6点起床，9点睡觉，若早睡5分钟，看守要逼着起来穿上衣服，衣服还没有穿好，睡觉铃响了又必须脱衣睡下。早起几分钟也不行，也要叫你脱衣睡下后重新起来„„除了这样折腾外，还要受到严厉训斥，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
9月14日後，梁军（国防科委参谋长）、何汝珍等一个一个被收审到亚疗，谢恒玉还是那几句话：“招待所刚成立，一会儿首长找你谈话。”
9月15日上午陈先瑞来了，问谢恒玉情况怎么样，给你增加三个人，不能跑，不能死，不能见面。临走又说：“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龚杰对谢恒玉说：“陈政委不让我回去，也不让你回去，有事就找沈永权（李德生秘书），他住在姚伦（公安部预审局局长）隔壁。”9月16日晚放了鲁珉揭发的录像，谢恒玉才知道林彪摔死了。他对警卫连说：“没有我发话，机关干部谁也不能进来。陈政委在会上讲了，这些人涉及国家机密，他们吃饭的表情、穿衣服、说梦话都要报告。” 9月17日下午，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在指挥所找到王飞（空司副参谋长、党办主任），交给他一纸条：“王飞同志，请你到我处一谈，李德生。”谢恒玉和沈永权把王飞押到亚疗後，就站在门口看。王飞低着头，小声说不知道，纪登奎拍着桌子大喊：“你是空司副参谋长，飞机上哪去了你不知道？”他一把扯下王飞的一个领章，往沙发上一扔，示意谢恒玉把王飞另一个领章也扯下来，王飞一句话也没有说。谢恒玉对通信团林副参谋长说：“纪政委发脾气了，你可要看好王飞。”王飞没有挨打，但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最长38个小时不让睡觉，弄得他很难受，产生幻觉，这问题那问题一个劲往外拱，叫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不由自主讲了，好像机器掌握脑子，说是特务，我们就是特务，我们是红色特务，究竟怎么回事弄不清楚。肖新（王飞妻子、一机部四局干部）被关到空军学院。
王飞收审当晚，孙水森（王飞秘书）下班刚到家，梁璞找他，说北京军区首长找他谈话。他出楼门就被一边一个夹住了，关到亚疗，纪登奎叫他写几日到几日在哪里。孙水森迷迷瞪瞪写了三四天，有一天中午叫他看鲁珉的交代录像，才知道“南逃名单”上有他。在亚疗关了4个多月後，孙水森被关进北京军区看守所，他的神经出了问题。年底放回空军，关在老司令部一层，由科研部的人管他。过了一段又把他送到空军学院关起来。孙水森给周恩来写信，他没有邮票，就贴上人民币，把编号记下来，不许别人拆。他盼了很久没有回音。
9月22日，武汉军区接到通知，“护送”关光烈到北京。关光烈被押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谢恒玉去接他，说去谈点事情。关光烈说：我有两只手表准备在北京修一修。谢恒玉答应有时间帮他修。关光烈被送到亚疗关起来。因为在9月11日他曾被林立果叫到北京，当晚林立果要他调防化连和火焰喷射器。关光烈并不知道林立果要干什么，他当场回绝，说调动一个班进京，都要有军委命令。李德生对关光烈说：过去你给林彪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林立果叫你到北京来，就不是组织安排了。关光烈进亚疗後开始时和鲁珉一样，可以在院里自由散步，这让“犯人”们羡慕不已。后来鲁珉、关光烈就与亚疗所有“犯人”一样待遇了。
9月28日，宋城（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第二处长）正在起草向部队传达“九一三”的文件，有人叫“老宋你来一下”，从此被关十年。宋城对“九一三”事件一无所知，也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活动，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後曾领一帮人替陈伯达找马列语录，替黄永胜、叶群写检讨。就这么点事，完全是工作关系，在亚疗就搞清楚了，但就是不放。1976年宋城被转押秦城监狱，领章帽徽被扒掉。史楹（宋城妻子，北空466医院病理科医生）被劳改，她白天下地干活，或喂猪，晚上看病理片子，只因技术好被留了下来。
截止1971年9月30日，亚疗收审的高级干部有：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梁军、王飞、赵启民（国防科委副主任）、韦统泰（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副主任）、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李丙令（军政大学副校长）、张秀川（军政大学政委）、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吴瑞林（海军副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委、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雷远高（云南省军区政委兼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纪亭榭（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肖云、薛安祥（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鲁珉、关光烈、时念堂、叶镇等。
因为“犯人”太多，亚疗关不下，总後勤部收押了邱会作秘书、工作人员等。1971年9、10月，总後副部长伊文、张明远、丁先国、王希克（兼供应部长）、陈庞、严俊一日游股票，戴金川（总后副政委），靳来川（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曹根慧（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被总後收押。常汉英（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因“九一三”前奉命到北戴河给林彪诊治，虽未收押，但成为内控对象，评职称、晋级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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